深切怀念我的父亲刘永富 ——记抗战时期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 刘东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父亲诞辰99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无比怀念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刘永富，字一凡，革命化名，刘石泉，在砚山阿猛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刘和之”，1926年9月17日出生于蒙自新安镇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从小勤奋好学，又富正义感。从1941年至1946年7月在昆明读书，学生时代的他在西南联大师生的影响和引导下，倾向革命，积极阅读进步书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地下革命工作者。

       1941年，父亲到昆明云瑞中学读书，班导师刘桂五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经常给学生们讲“二战”欧洲战场的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等。父亲初中未毕业，跳级考入云南省立昆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简称“昆商”）。当时，李广田夫妇在该校兼职授课，华罗庚、朱自清、沈从文、潘光旦等知名教授经常到“昆商”演讲。1944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29周年，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工委决定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意在弘扬爱国主义的护国精神，团结各界人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在云大操场举行了6000余人的纪念大会，护国元老和知名教授由云龙、闻一多、吴晗相继发言，痛斥窃国大盗袁世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闻一多说，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大会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父亲参加了会议和有2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活动，对他的思想启蒙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由一心想着学成后找碗饭吃吃的个人打算，走上了让所有穷苦人都能过好日子的革命道路。

       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爆发了“一二•一”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搞独裁统治的本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父亲积极投身于这次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敌斗争，是运动中的骨干。在此期间，父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民青）， 从而为实现父亲说的“要砸开地狱之门，让人们都到天堂里去”的豪言壮语，迈出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步。1946年3月17日，父亲组织昆商全校师生参加了“四烈士”出殡，走上街头做宣传演讲，散发《罢委会通讯》。昆明各街头设有路祭台，台上有人朗诵祭诗，祭文，痛斥反动派。担任过“昆商”罢课委员会常委、学生自治会主席，“民青”昆明城中区区委宣传委员。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父亲聆听了闻一多先生振聋发聩的最后一次演讲。父亲毕业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地下革命工作。1946年7月，他是党组织派到蒙自开展地下工作的第一个民青成员。1947年6月，在党的引导下经孔永清同志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20世纪40年代蒙自重建党组织过程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从1931年5月地下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到父亲入党的那一刻，蒙自被熄灭了长达16年之久的红色星火终于重放光芒。

       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父亲奉命转移到乡下工作。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父亲于1946年至1950年2月，开辟创建革命据点，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先后在新安所小学、滇西一平浪安平子弟小学、砚山阿猛镇小学、蒙自县县立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8月，在砚山组织武装暴动，攻打国民党砚山县政府，由于和杨敏（杨苑珍的儿子）参与国民党伪县长杨苑珍谈判，被敌人火力网封锁，无法撤退被捕。在狱中，父亲坚贞不渝、坚持斗争、忠于党。父亲被营救出狱后，派往蒙自，并任中共蒙自县地下党西南区委书记、边纵十支队蒙屏护乡团教导员。父亲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统战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和武装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的1950年至1958年5月，父亲先后任蒙（自）中区代理区委书记、县征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任县民政科长兼县公安局副局长、县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蒙自县第一、二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副主任委员，元江县人民政府秘书、县供销合作社主任、玉溪地区供销合作办事处科长。在此期间，父亲本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精神，为建国后滇东南片区各项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受“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各种政治运动影响，1958年6月，父亲被错处，被开除党籍和工职回家务农，全家都被歧视和侮辱，可以说，当时是社会上最下等的人。父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所以把他置于任何苦难之中，也能泰然处之。父亲说：“一个人尽管肉体上受多少折磨，只要保持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他就不会死。只要共产党不改变他的名称，真理就会使被杀者复活。我坚信我的冤案总有一天会平反，我总有一天还要为人民服务。”父亲在20多年恶劣的政治、生活环境中，白天劳动，晚上坚持读马、恩、列著作，有时学到凌晨两三点钟，最后读完了《资本论》。父亲常说：“一日不读马列，就感到俗不可耐。”父亲硬是从牙缝里挤出干苦力所得的钱来买马、恩、列著作。父亲离世时，留下了的是300多本马、恩、列等名人的著作和200多本读书笔记和日记。父亲坚持真理、矢志不渝地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很坚定，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同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历尽磨难、初心不改的优秀品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11月，父亲平反后，出任蒙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股长，1982年调任中共蒙自县委党校副校长。当时父亲兴奋地对我说：“这是党为我宣传马列主义提供了一个大讲台，过去所学的理论更有用处啦！”父亲认为党校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是直击党员干部灵魂的工作，必须严肃对待、一丝不苟。父亲讲起课来，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妙语横生，听父亲讲过党课的党员干部，都会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讲的党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总是给人以深刻的启发。父亲十年如一日地积极工作，不遗余力，废寝忘食，扎扎实实地备党课，生动具体形象地给学员上党课，富有成效，赢得了广大党员同志们的普遍赞誉。

       1983年初，父亲除党校工作外，还兼首任中共蒙自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在协助组织部门落实“边纵”、地下党工作人员及纠正冤、假、错案中，他一身正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辩明是非，使一大批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烈士、工作同志、统战人士恢复了名誉，落实了党的政策。

       1986年4月，父亲离休。他离休后仍然关心党的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发挥余热。父亲除担任红河州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外，还坚持只要有单位来请上党课就去，如卫生局、农牧局、文澜镇党委、文澜镇起龙党总支等单位。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以钱来酬谢他时，他总是说：“讲党课是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义务，怎么能收讲课费呢。”这一年，父亲被中共蒙自县委授予1986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5年，父亲受命撰写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蒙自党史时，已年近古稀，且体弱多病。但是为了写好党史，他克服病痛，呕心沥血，常常工作到深夜，竭尽全力地为后人搜集整理党史资料，直至生命垂危，最后完成了六万多字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蒙自县党史资料辑要》（1927·4～1950·1）一书。父亲以写党史的行动，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后的人生履历。

       父亲坚贞不屈、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一生，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品质，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七十余春秋尽风霜一贫如洗，五十载痴情探真理矢志不渝。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接力奋斗，继续前行，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