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百年滇越铁路的传奇(之一)

作者:王若刚 杨成林    来源:云南省滇越铁路研究会 环球在线    时间:2024-11-27 09:56:47
报道:杨成林 刁燕燕 张廷盖 王胜 徐龍雲 杨丽萍 刘宝昌

       ——赏析王福永先生的《滇越铁路三部曲——<嬗变><孤鸿><如故>》(文学评论)

       2024年4月,在个旧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第29个世界读书日暨“阅读好时光 书香满锡都”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上,认识了优秀少数民族作家王福永先生。之后,读到了他历经多年积累并创作的非虚构纪实长篇小说《滇越铁路三部曲——<嬗变><孤鸿><如故>》等多部作品。

       王福永先生自参加工作后一直没有离开铁路系统,先后在开远铁路分局、昆明铁路局工作,对滇越铁路感情很深,也有比较全面、透彻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现在担任云南省滇越铁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是云南省政府参事“滇越铁路保护利用工作调研组”专家。王福永先生当年学的是通信工程专业,而他现在是作家和专家,这个跨界有点大,但他著述颇丰,创作的《滇越铁路三部曲——<嬗变><孤鸿><如故>》《滇越铁路史画》《滇越铁路百年史》《云南米轨铁路的共和国历程》《滇越铁路全景图》《百年个碧临屏铁路》《建水古城小火车》等作品不仅打动了读者,更是业界公认的研究百年滇越铁路的重要文史著作。

       《滇越铁路三部曲——<嬗变><孤鸿><如故>》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作者以冷静理性笔法和实事求是态度,真实记录和展现了经历百年的滇越铁路和铁路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不懈奋斗及其沧桑巨变的壮阔画卷。全书共计135万字,2019年至2023年出版。第一部《嬗变》写了铁路人真实的工作场景和人与人之间淳朴亲切的工作关系;同时反映了改革之初人们的奋进与困惑,揭示了人性中追求美好的本能。第二部《孤鸿》直面铁路系统的干群关系,将人物命运置于政治经济体制深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充分暴露出人们在“大洪流”中进退去留的取舍和扭曲的面目。第三部《如故》写了从国家层面开始重视对滇越铁路的保护和利用,直面地方政府与铁路在对待同一个问题上的不同诉求与利益纠葛。最后以建水成功开行古城小火车为标志,路地双方找到了契合点,通过共同的行动,解答了共同的难题,实现了合作共赢。

       全书时间跨度42年,内容深刻,历史厚重,人物众多且形象丰富,具有独特而显著的记录性、深刻性、复杂性、指导性、系统性和草根性这六大特点。而最富有意义之处还在于:一是客观、真实地展示了这40多年来滇越铁路及其与之有关的工作和官场状况。二是随着高铁时代到来及其对滇越铁路的取代,滇越铁路将向何处去?如何看待、利用、开发和保护好滇越铁路?三是如何使滇越铁路的历史价值、工业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得到很好的发挥和体现?凡此种种,这部书都给出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路径和经验,对滇越铁路今后的成功转型和发展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部书是“文以载道”的典范。

       摄影:张文海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引用了不少原著中有代表性的内容,因为它们能很好地说明这部书所具有的六大特点。下面一一论述。

       一、记录性。

       本书虽是小说,但它的确记录了滇越铁路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真实事件,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质,也是其最具有历史价值之所在。具体表现在:

       1、本书真实记录和展示了滇越铁路的曲折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昆明铁路局(亦称路局)管辖滇越铁路(亦称米轨铁路和昆河铁路)。在过去运输条件落后的年代,在地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云贵川等西南地区,这条连通国际国内的唯一铁路为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据来自铁路部门的数据可知当时滇越铁路的分量和“能量”:一是铁路的时速大幅度提升。1949年以前是30公里/小时,到2020年是300公里/小时,提速十倍。二是客运量逐年上升。1952年为161.8万人次,1962年为558万人次(碧河线开通),1984年是最高峰,为721.5万人次。三是货运量虽有起伏,但仍然较大。1950年为29.9万吨,1960年为657.5万吨,1968年下降到155.3万吨;1970年蒙宝线寸轨改米轨工程竣工,1971年上升到555.3万吨,1976年又下降到367.3万吨;1979年原开远分局统一管理滇越铁路后,运量恢复稳定,1979-1990年年平均约583.5万吨,1991-2000年维持在约600万吨左右;2001年以后逐年上升,2005年达到最高峰,为949.8万吨;后因公路建设发展较快,铁路货运量逐年下降,2010年为711.96万吨,2016年仅为181万吨,2017-2023年基本保持在每年200万吨左右。

       为维持上述正常运转,以1997年为例,昆明铁路局管理总里程是2100多公里,职工人数约3.5万人。其所辖的开远分局(书中的阿迷分局)职工总人数高峰时期是1995年,为1.5万人,其中,管理人员和专技人员约各占15%,其余都是工人;职工与家属人数比为1:3。由此可知,铁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巨大的、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集中的内循环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正常、高效的运转,才能保障该地区经济社会正常、快速发展。铁路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本书全景式再现了昆明铁路局及其阿迷分局40多年来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这个历程广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也深刻揭示了这40多年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特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建设、大包干、行政负责制和党委核心领导作用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滇越铁路通车80周年、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机构撤并、确保安全运输和生产、干部年轻化、撤销开远铁路分局、铁路大提速、安全标准线建设、中越国际联运、三项制度改革、安全风险控制、滇越铁路通车100周年、高铁入滇、文物保护以及对滇越铁路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成功转型的范例——建水古城小火车和开远南北轨道公交火车的开行等等,在书中都有记录和展示,而这些,其实也是云南铁路和中国铁路改革发展史的缩影。同时,也记录了在这些大背景、大环境下相关各级官员和普通小人物的各种命运。

       3、本书能使普通老百姓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铁路和铁路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能更理解他们的坚守与不易。

       中国近现代以来,铁路已成为老百姓出行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但几十年来,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生活中的这个“必需品”——铁路、铁路运行管理和铁路人的超常付出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故此,也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共情。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未能很好地应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记录和表现他们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而这部书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因为读了这部书,这种理解、共情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在当今高铁逐步取代普通铁路的时代,不断增进老百姓与铁路、铁路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是必需和必要的,由此带来的共情意义——相互换位思考,明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产生的积极性对社会安定的作用是巨大的。很多读者在读了这些记录性内容后,就不断地赞叹和释怀:原来我们天天乘坐的火车,是有这么多不知名、不知姓的平凡普通的人们在后面支撑着,没有他们的工作和付出,我们连火车都坐不上。

       在《嬗变》中,写了领工员谢尊诚带领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赵向南“诊断”人字桥的过程:谢尊诚先在桥上做一个示范,用尼龙绳将自己捆绑后,又将赵向南照他的办法依葫芦画瓢,将尼龙绳的一端栓在人字桥的护栏上,另一端由两名职工拉着,一点一点往桥下放,赵向南也跟着谢尊成慢慢往下走。两个人对桥梁上的铆钉、角钢、杆件等部件一一仔细查看,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将昆明方向的桥梁部件基本检查一遍,并做好记录和标记,以便以后维修。吃过午饭后,他们又像早上一样如法炮制,到下午五点多才全部检查完毕。等他们爬上桥时,已是夕阳西下,两人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的,都瘫坐在桥上。

       在《孤鸿》中,记录了因雨季大塌方导致滇越铁路从南溪到河口区间全线中断而要进行抢险救灾前的准备工作。此处摘要一段:阿迷工务段段长赵向南在第一时间赶到南溪站,前方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都不通车了。他带上领工区、工区的10多个职工从南溪站往山腰站方向走。由于电话不通,也无法指挥河口领工区的人往蚂蟥堡方向走。赵向南他们过了蚂蟥堡就没有路了,整个路基已看不见,他们只有用刀砍出一条小路,艰难地向前进。走了七八个小时后,他们到了山腰站。赵向南从南溪开始算起,到山腰大约有12公里完全中断,找不到线路和钢轨,另有5公里局部恢复。山腰到河口有2公里左右需要恢复。总体来说,这次抢险里程大约在20公里左右。赵向南赶紧安排河口领工区领工员周发财骑着摩托到河口县邮电局向段上报告灾情。同时在山腰站找出图纸,必须在明天之内尽快向阿迷分局报告详细灾情、抢险任务和恢复铁路所需的一切工具材料。

       只要有灾害发生,类似工作就成为铁路人的日常工作。数十年来,他们不断地机械重复着这些枯燥乏味、呆板严苛的工作。这些细节,使铁路普通人的价值得到更充分体现,使他们的普通工作和超常付出得到了升华,人物形象也因此塑造得更加真实、可信。

       摄影:张文海

       二、深刻性。

       本书深入透彻地写出了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立意高远,在铁路的综合发展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这是本书始终一以贯之的核心灵魂,也是其独有的厚重历史和社会价值的底色,它支撑起了全书的骨骼和血脉。具体表现在:

       1、塑造了一批不迷洋媚外的知识分子运用科学知识和科技手段不断解决铁路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对铁路未来如何发展进行的超前战略性分析和预判。前者以赵向南为代表,后者以阿迷分局党委书记郝卿明和昆明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李景等为代表。

       在《嬗变》中,写了赵向南在工作中发现了滇越铁路存在“道岔用轨”上的技术难题。过去,法国人经营管理滇越铁路30多年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1985年,工作几年的赵向南经过不断钻研,就取得了突破,向工务段提出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技术方案,立即得到单位从人财物力上给予的最大支持和帮助,使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技术难题得以成功解决并在全路段推广。

       在《孤鸿》中,写了郝卿明布置党校教师对建议国家增建南昆支线所进行的专题调研等工作,则体现了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结合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运用战略性思维对本单位未来发展提前做的预判和谋划。

       1991年底,南昆铁路西段即云南方向段开工建设。郝卿明希望能将米轨铁路接入南昆铁路,让米轨进入全国路网,这就需要建设一个支线来连接。但他的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就需要对此进行全面调研并拿出有理有据的调研报告。同时,他又深知党委各个职能部门只能应付当前和近期一段时间重点工作的贯彻落实,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来调研和思考这些战略性问题。如果党校能够主动作为,就弥补了党委在这些工作上的思考和努力。而此时,阿迷分局党校常务副校长王诚如也敏锐地意识到,党校不仅要培养干部,还应该对快速发展的铁路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发挥“咨询和智库”的作用。作为上下级的两人都有这个共同意向,郝卿明就把这个要给铁路局和国家层面提供合理化建议的调研工作安排给了党校,王诚如为此专门组建了以苏靳远、杨健生、张云华和何志明等老师为主的专班开展这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王诚如和老师们多方搜集相关资料,到米轨基层一线调研,到南昆线建设现场考察……经过大家的辛苦努力,不久,关于建议增建南昆支线的调研报告如期完成和上报。后来,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这个工作历练了老师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眼界和站位。而作为主政一方的主要领导,郝卿明这种未雨绸缪的思维和行动力,无疑是重要的和值得褒扬的。

       郝卿明的战略性思维和预见性还不止于此。在《如故》中,写了他安排王诚如对铁路要进行公司制改革所进行的专题调研工作。1990年代前期,国家提出对国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方针。对此,郝卿明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阿迷分局在安全生产稳定、职工队伍稳定、深化改革时机合适且各方对米轨发展都有期待的情况下,可以在体制机制改革上做做文章,为全路至少是全局闯出一条新路。譬如,是否可以采用公司制,采用什么公司制,公司架构如何做,公司治理体系如何摆,今后与路局、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都需要提前进行深入调研并提出可以参考的方案。1995年,郝卿明就把这个工作安排给党校。王诚如领命后,以党校教师为核心,组成工作专班开展工作。之后,写出了铁路进行公司制改革的调研报告并上报。但有人不认可此事,分局党委副书记、党校校长魏学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党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开批评党校教师“不务正业,妖言惑众”,扰乱了教职工的思想,影响了队伍的稳定。

       然而,时隔22年之后的2017年11月19日,昆明铁路局与全国18个铁路局同时挂牌,名称变为“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系统终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要求完成了公司制改革。对此,全国铁路上下非常平静,外界也没有太多说辞。多年前,郝卿明所预判的铁路公司制改革,在他退休几年后,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平静地变为了现实。所以说郝卿明是优秀的、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艰难、曲折、坎坷和光明前途。

       2、塑造了一批正直、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富有责任和担当、经验丰富、热爱铁路和铁路人的领导干部队伍。

       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干部是否作为和作为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铁路的正常运转及其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书中就塑造了这样一批有作为的好干部。他们以迷哈地车站站长杨老六、电务工长张山明、电务段人劳室主任李应安、段党委书记王诚如、阿迷分局党委组织部部长张志刚、分局局长陈世忠、分局党委书记郝卿明、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李景等为代表。他们干工作吃苦耐劳,富有魄力,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而且,他们出于公心,满腔热忱地培养和提拔使用年轻人。因为他们深知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历史规律,要有优秀的接班人,铁路事业才能不断传承和发展。对年轻人王诚如、赵向南、佟玲江、苏靳远、李文林、普通工人杨民海等,他们都从工作上悉心培养、教育、提拔和使用,从生活上关心、爱护和帮助。譬如张志刚大胆破格提拔王诚如担任团委书记,对王诚如的婚宴菜单亲自把关;人劳室主任李应安对因生活困难犯错误的工人既有“予以记大过”的惩罚,又有“保留公职”、没有一棍子打死的宽严结合的处置。这些细节细致入微,合理合法,充满温情,无不让人感动和感慨,无不寄予着这些大小官员对青年人的殷切期望。当然,这些年轻人后来都不负众望,成长为铁路工作的中坚力量。

       3、塑造了一批虽无职无权、但对待工作仍然极端负责任的中国普通小人物形象,展示了他们做人做事所坚守的底线。这类形象以王诚如、牛二、董月洙等为代表。

       书中主人公王诚如是命运最坎坷、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形象。他中专毕业参加工作时是个普通工人,因为做事用心,工作细致认真,考虑问题周到,再加上遇到李应安、张志刚等好领导,不久就提拔担任团委书记,20多岁就成长为阿迷分局最年轻的站段党委书记,后又任党校常务副校长、分局党办主任。他在多个岗位上工作和历练且成绩斐然。阿迷分局撤销后,他调到昆明铁路局综治办任办公室主任。就在即将被提拔为综治办副主任的关键时刻,被人诬陷贪污公款5500元,随即被开除党籍、免去职务、发配到气候最冷的水塘车站去打杂。曾经年轻有为、政治前途无量的王诚如,从此远离“官圈”,成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为不影响别人,王诚如主动断绝了与朋友同事的一切往来。但他又是个喜欢做事和思考的人,在那些落寞、寂寥的日子里,他慢慢找到了自己心之所属的事情:苦心孤诣地研究滇越铁路。他到处搜集、查找、学习与滇越铁路有关的一切材料并认真思考和消化,再结合自己在铁路工作多年的实际,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透彻和系统全面。到后来,他就有了对滇越铁路研究的很多话语权。多年后,王诚如成为业界公认的研究滇越铁路的专家。但在铁路局,他仍然只是王家营车站(后来调到这里)的一个打杂人员。多年后,人们才知道王诚如“挨整”,是因某个心胸狭隘、居心叵测的领导“看不惯、不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就动用公权力“整人”。但这时,已经没有人去管这个陈年旧账了。

       摄影:张文海

       2010年9月,全国政协对滇越铁路进行专题调研,国家层面开始重视对滇越铁路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昆明铁路局成立了“云南米轨铁路保护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米保办),王诚如被爱才护才、从北京铁道部“空降”到铁路局任党委副书记的李景借调到米保办工作,仍是一般工作人员且只有他一人。2013年,在米轨转型发展中,建水县提出要利用米轨铁路资源开发古城小火车,这就需要铁路、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等涉及到的多方进行各种繁杂、细致、琐碎的工作,从规划、立项、审批、建设、开行、日常管理到沿途的景观规划、建设和管理……都需要涉及到的各个单位进行不断的协调、磋商、争执、退让、妥协、干活……这其中,王诚如作为铁路方“支老桩”的工作人员,并未因自己无职无权就当“甩手掌柜”,而是不辞辛劳,多次往返于建水、开远、昆明等地,自始至终,竭尽心力和所能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体现出中国普通小人物凭良心干好工作、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朴素的传统美德。由于米保办与建水县的共同努力,使古城小火车得以顺利开行并成为“云南米轨铁路保护开发利用示范项目”。这其中,王诚如所做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建水古城开行小火车取得好效益、好口碑的影响和带动下,阿迷市政府也与铁路局共同洽谈筹备开行小火车。在审查具体方案时,王诚如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参会。会上,他发现玉林山站的道岔和联锁关系在这个站拆除后就一直没有了。对此有领导说本着“节俭”要求,就要人工扳道,既省钱又方便。王诚如却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安全。因为他知道该车站建于1909年,在技术作业上为中间站,主要担当接发列车作业。1939年9月23日,这里曾发生南侨机工在此附近罹难事故。当时,河口至开远的混合列车在距离开远7公里处,因发生火灾事故而焚毁,造成80人死、40人伤的重大事故,而乘坐其中的南洋华侨组成的“机工救国团”20余人全部蒙难。

       在这次路地双方的方案审查会上,没人问王诚如的想法,他本来也可以不管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但他知道“人命关天”!所以会后他赶紧到电务处告诉他们这个事故,并说:“不安全是会死人的!人工扳道是简便、省钱,可是铁路安全事故一再提醒,仅靠人是靠不住的,必须加上科技力量和先进设备。”电务处立即采用了他的建议。由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王诚如虽无职无权,但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他不可能袖手旁观,展现了中国普通小人物做人做事所坚守的底线。

       这类形象还有工务工区的工人牛二,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但他为人耿直,干活舍得出力,也给读者留下印象。还有铁路博物馆的讲解员董月洙心直口快,工作认真,即使要退休了,但只要是组织安排的工作,不管分内分外、馆内馆外的都努力干好,在《孤鸿》中写了她与王诚如两人一起去个旧办理把29号机车拉回昆明铁路博物馆的曲折过程就是证明。

       4、塑造了一批在铁路工作的复退转军人执着爱国、战友情深的人物形象。

       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被称为“破案能手”的铁路警察马公安在部队时的初恋女友李桂仙在战争中牺牲,马公安每年清明节都要到大青山烈士陵园去祭扫。多年后,他和同是复退转军人的话务员栗莉费尽周折、辗转多地,终于在四川简阳等地寻找到李桂仙的父母兄弟和生前战友、受伤致残的另外“三花”,并专门接他们来到云南的大青山烈士陵园给李桂仙坟墓祭扫。这种十数年不变的、深沉的战友情和恋情,读来让人泪目。

       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是栗莉,她参战退伍后分配到铁路工作。但她不愿与人交往,并主动放弃在城市的工作,要求调到最艰苦的、临近河口前线的山洞里的话务班去工作。这其实是她在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表现,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种PTSD情形及其对人身心的严重影响。而栗莉幸运地遇到了正直的段党委书记王诚如。作为一个基层领导,王诚如朴素地认为:对于参战后活下来的军人,社会不仅应该关心他们在肉体上的创伤和牺牲,更应该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对于优秀的退伍军人,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用。王诚如就把栗莉从话务员岗位提拔到话务监察岗位上工作。栗莉在这个管人、管事、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心理创伤慢慢得到修复。在历经10多年帮助马公安艰难寻找李桂仙亲人和受伤战友的漫长过程中,在终于找到他们并陪着他们去到烈士陵园祭扫李桂仙的坟墓后,栗莉终于从战争的创伤中走了出来。这时的她,已经变成一个理想信念坚定、思想成熟、吃苦耐劳和多才多艺的“栗监察”。栗莉在书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她敢爱敢恨、敢做敢担、豪爽仗义的形象跃然纸上。

       聂荣飞,女,个旧人,已出版个人诗文集《至爱》和新闻集《红河前进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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