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解放战争时期支援蒙自地下党钱物最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刘玉文

作者：刘东立杨成林陈应国来源：环球在线时间：2025-10-24 18:53:33

报道：杨成林刁燕燕陈应国徐龙云方之舟李萍张廷盖王胜杨丽萍

在云南省红河州蒙自的统一战线人士中，有一位支援蒙自地下党钱物最多的爱国民主人士——我的祖父刘玉文。追念他的红色事迹，能够进一步深化共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激发奋进力量。

刘玉文，字耀彬，生于1902年1月14日，读过三年私熟，刻苦学习，颇通文化。14岁与邓氏完婚，婚后穷愁潦倒，因生活陷于绝境，从蒙自城迁居新安所，靠妻子织布营生。后来他在团保局谋到团丁之差，后又进厘捐局当巡丁，是当时社会的人下人。历尽千辛万苦，得到厘捐局包商老板赏识，让他搭股，后来成为包商，家庭经济进入佳境。刘玉文随即将改嫁后以卖苦工度日的老母亲接回奉养，极为孝顺，在乡里间有“刘大孝子”之美誉。刘玉文受过贫寒之苦，对穷人富有同情心。在经营棺材铺时，常常无偿赠送棺材给贫寒的死者家属。每当逢年过节，常常以财米扶困济危，出资为家乡修桥补路，在乡里间有“刘大善人”之美誉。且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常教育子女“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刘玉文思想开明，在当时封建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新安镇上，能供自己的女儿到县城读书实属不易。在子女的教育上，坚持循循善诱的原则，从不打骂孩子。常说：“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刘玉文为人随和，家族中和乡里人都十分尊重他！

刘玉文富有正义感，抗日战争中，对国民党的拉兵派款，虐待士兵，贪污腐败的恶行暴政深恶痛绝。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通货膨胀义愤填膺。当他的大儿子刘永富在昆明读书，经过学生运动而参加了革命，与他讲革命的道理，请他支持革命时，他表示愿意支持，并下决心为了打倒反动政权，甘冒杀头灭门之险。

自从1947年3月孔永清与刘永富联上关系后，就经常出入刘玉文家，有些地下同志的往来，也带到刘玉文家来食宿、开会。刘玉文是新安镇的小士绅，于新安镇和县城都有住宅。他受刘永富的影响支持革命，将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几个党的重要会议在他家召开时，他动员妻子媳妇煮饭铺床；令子女站岗放哨，保护安全。1949年7月，中共滇南地委委员、蒙自县委书记谢加林明确指定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刘永富在砚山从事地下工作期间，许多往来蒙自的地下工作者，都交由女儿刘怀冰领回家里食宿。经过刘玉文仔细观察，他与子女说：“你们交往的这些朋友都是老成持重的人，男女在一起也很稳重，而且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刘玉文知道其子刘永富在昆明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又与这些人来往，他与儿子心照不宣，他知道儿子在干什么事，儿子不和他讲，他也不问儿子，反正凡是儿子的朋友来，他都热情招待。刘玉文的观点是：“在家不知宴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1948年来往滇南、滇东南的滇桂边委委员郑敦、滇南地委书记岳世华，新中国成立后省税局局长的施子健、蒙自县委书记马慧、洪大明，县委委员、县委组织部长喻秉坊，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陈古今（1949年，常年吃住在刘家），县委委员、县委统战部长赵希克（后任县委副书记），工运委员许浩文等地下党的许多领导，都在刘玉文家食宿、开会。党的许多秘密书刊都藏在他的家里，地下党的收音机有时也放置在这里收听“新华社广播。还有一般干部百余人次，均由刘玉文提供食宿，并保证人身安全。来往的同志衣服破了，他以新衣赠之，没有路费，他赠送路费，每送都在一二百块大洋。1947年3月至蒙自解放前夕，除了县委以上干部10多人外，来往他家一般的地下工作者还有100余人次。

1947年3月，在刘玉文新安所家郊外的花园开过两次会议，便发展了新安镇小学的教师胡宪章（胡斌）、李金寿（李联）加入民青；1949年7月中旬，中共蒙自县委扩大会议就在县城刘家楼上召开时，刘家男女老少忙着给与会人员安排食宿及站岗放哨，提供食宿方便。他从不上街买菜，但为了会议，他提起菜蓝子，很快就把菜买回来。在国民党的党、军、警、宪、特机关林立，敌人严密控制下的蒙自城，召开这样大型的高规格地下党会议，刘玉文毫无畏无惧，甘冒杀头灭门之险，保卫了会议的安全，他实为共产党最可靠的朋友。

1948年，当他的大儿子被敌人囚禁于文山欲杀害时，他不惜倾家荡产，以巨资向敌人赎买生命而得以脱险。此时，国民党蒙自县党部书记长徐庆镛在新安所叫嚣：要每家凑一块柴烧死刘玉文。他不畏强暴，对革命忠心耿耿，与女儿刘怀冰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中共地下党人，积极地为革命豁出一切，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共产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49年秋，当党筹建蒙屏护乡团时，他积极动员儿子和女儿参军。要枪给枪，要钱给钱，要物资给物资。他派次子刘永成，与游击区出来的联络员接头，交付棉衣、盐巴和药品，直接支援党在屏边开展的武装斗争；到屏边参军的同志，白天隐藏在他的家里，夜深时，才从他家的后门出走。都保证了安全。

1950年，蒙自解放，解放军入城之时，他参军的子女也回来了。他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扬眉吐气，喜笑颜开，动员全家为100多护乡团的战士解决食宿问题。当蒙自县人民政府成立，他登上革命家属的代表席位时，他万分激动，热泪盈眶。当他的儿子告诉他要进行土地改革时，他说：“我有20多亩田地，算不了什么。只要天下人人得保暖，私产还要它干什么?我有参加革命的子女，我支援过革命，革命不会亏待我的。”谁知在1951年革命的暴风骤雨中，由于统战政策未能坚持，让一个本来支持过革命、曾与革命风雨同舟的人，误为反革命而被处决。因此，整个家族都受到株连，同陷于苦难之中。

地下党在刘玉文家食宿过的同志没有忘记他。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好刘玉文，心里常常感到内疚。许多原地下党的领导人为他写出证明材料，积极为他喊冤叫屈，刘玉文过去支援革命的事迹一件件被载入史册。

得过刘玉文接济的穷亲苦友没有忘记他，每逢清明时节，他们偷偷地去为刘玉文的坟茔添土，暗地里为他烧纸化钱，刘玉文还活在人们的心里。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1985年11月20日，刘玉文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86年10月11日，在刘玉文追悼会上，中共蒙自县委统战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在悼词中说：刘玉文同志是爱国的、革命的，对蒙自地下县委在政治上积极拥护，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在安全上严加保卫，特别是1948至1949的两年中，他积极为地下党来往人员提供食宿，保卫安全，从未被敌人发现。因此，地下党蒙自县委多次在他家召开会议，刘玉文同志不厌其烦，积极为会议提供食宿，命家属子女站岗放哨，使会议顺利结束。在物资上支持地下党边纵游击队步枪二支及一些弹药、银元数百元等。像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我县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