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解放战争时期蒙自年纪 最小的女通讯员刘怀冰同志

       为了缅怀和纪念革命前辈，传承他们坚守信念、艰苦奋斗、忘我拼搏的革命精神，在这里，我应该把对解放战争时期蒙自年纪最小的女通讯员——我的二孃（二姑母）刘怀冰同志的了解和深深印刻在自己心底里的往事写成文字，来表达我深切的缅怀与祭奠。

       一、千金小姐

       刘怀冰1932年7月10日，出生于蒙自县新安镇一个小地主家庭，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无忧无虑的富俗生活。父亲叫刘玉文，读过三年私熟，刻苦学习，颇通文化。14岁与邓氏完婚，婚后穷愁潦倒，因生活陷于绝境，从蒙自城迁居新安所，靠妻子织布营生。后来刘玉文在团保局谋到团丁之差，后又进厘捐局当巡丁，是当时社会的人下人。历尽千辛万苦，得到厘捐局包商老板赏识，让他搭股，后来成为包商，家庭经济进入佳境。母亲邓氏，虽无文化，但却是一个娴熟、善良的女人。她严格遵守“三从四德”的规范，慈祥、勤劳，与丈夫同甘共苦。后期受革命影响，她支持相依为命的亲生子女刘永富、刘怀冰兄妹到游击队去，还经常为地下党的同志烧火煮饭、做布鞋等。刘怀冰自幼就很惹人喜欢，胆大心细，常常做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事情，在女儿中，特别受到父母亲的宠爱。她父亲受过贫寒之苦，对穷人富有同情心。在经营棺材铺时，常常无偿赠送棺材给贫寒的死者家属。每当逢年过节，常常以财米扶困济危。且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常教育子女“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她的父亲思想开明，在当时封建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新安镇上，能供自己的女儿进县城上学实属不易。在子女的教育上，坚持循循善诱的原则，从不打骂孩子。常说：“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其父为人随和，家族中和乡里人都十分尊重他！刘玉文富有正义感，抗日战争中，对国民党的拉兵派款，虐待士兵，贪污腐败的恶行暴政深恶痛绝。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通货膨胀义愤填膺。

       由于从小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让刘怀冰认为做人的根本是：“我既然来到世上走一趟，就一定要由于我的存在让别人感到温暖和有所受益。”

       二、走向革命

       1946年春，刘怀冰的大哥刘永富（中共党员）在新安小学任训育主任及五年级语文课教师期间，对教育内容进行了大胆改革。一是很少用官方的正式课本，却选择了暗示蒋介石反动集团挑起内战，抓兵派款弄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文章，借用杜甫的《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卖炭翁》；曹植的《煮豆燃豆萁》；高尔基的《海燕》等诗词文章，油印装订后供学生阅读。比起正式课本来，对学生的启发更大，学生也更愿意读。二是组织建立了新安小学校友会，用方言编演进步文艺节目，宣传反“三征”、反封建思想。三是传播昆明学生运动的爱国民主思想，组织开展学生演讲比赛。五年级学生刘怀冰在演讲稿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搞独裁专制统治的丑恶行径。演讲稿里揭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派出的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引用收复区人民所说的“盼中央，念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等讽刺语言，促进了学生的迅速觉醒，也激怒了以徐庆镛为首的国民党蒙自地方当局。

       刘怀冰原来是一个蒙昧贪玩的孩子，几乎慌废学业。自从她的大哥担任该班主任后，在其的帮助和严格督促下，成绩跃居全班第一名，并当上班长，直到毕业。这期间，在班上无论搞什么进步活动，刘怀冰同志都是骨干，这对于她进步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刘永富、孔永清、胡斌、李联等地下党员老师的帮助下，刘怀冰开始学会忧国忧民，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她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定跟共产党走。       1948年4月，经她的历史老师胡斌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民青），不满16岁的她从此踏上革命征程。考入初中后，孔永清把刘怀冰带到地下县委书记马慧家中，交与马慧单线联系，并按期布置任务给她。因此，刘怀冰成为解放战争时期蒙自年纪最小的县委书记的女通讯员。在去游击队之前，刘怀冰一直是蒙自地下党历届县委书记的通讯员。同年8月刘怀冰还发展了邓福英、钱淑媛加入民青。

       1947年3月，自从孔永清与刘永富联民青上关系后，就经常出入刘家，有些地下同志的往来，也带到刘家来食宿。刘玉文是新安镇的小士绅，于新安镇和县城都有住宅，是刘永富和刘怀冰兄妹的父亲。受儿女的影响，同情和支持革命，他将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1949年7月，中共滇南地委委员、蒙自县委书记谢加林明确指定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刘永富在砚山从事地下工作期间，许多往来蒙自的地下工作者，都交刘怀冰领回家里食宿。1949年7月中旬，中共蒙自县委扩大会议就在县城刘家楼上召开时，刘家男女老少忙着给与会人员安排食宿及站岗放哨，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此次会议为蒙自的解放指明了方向。

       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没有点随机应变的能力是绝对不行的。1949年12月，马慧的妹妹马志突然到刘家叫刘怀冰去她家玩。因马慧于9月已调元江工作，故刘怀冰长时间未去过马家了。她俩一进马家，在未经刘怀冰同意的情况下，马志就把她介绍给了当时的蒙自县伪县长张务员。马志指着刘怀冰与张务云说“这就是地下党的人”。这对于一个还不满17岁的女孩子来说，可谓是猝不及防的“单刀赴会”！在这种异常情况下，刘怀冰镇定自若地慢慢坐了下来。张务云开始对她说：“我接到省主席卢汉的电报通知，叫我们起义。你能否把这件事报告你的领导、看他们需要我做什么工作？”稍过片刻，刘怀冰回答：“我们领导在山上，我可以设法向他们汇报你的意见。”当晚，刘怀冰立即向主持县委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赵希克汇报了与张务云见面的情况。为此，赵希克布置刘怀冰再次与赵务云联系，并转告他一是要随时办理移交手续：二是要保存好旧档案；三是听候起义的时间通知。刘怀冰与张务云第二次见面后，向他转达了赵希克上述的三点意见。张务云听后说：“你们讲的三件事，我都可以照办。不过蒙自目前有国民党的第8军和26军驻扎，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能否对付他们？请你再转达我的要求，我希望能尽快与你们领导见面！”紧接着，刘怀冰即向赵希克汇报张务云提出的要求。但赵希克一直不置可否！叫刘怀冰先回家，有事再通知她与马志联系。后来，赵希克一直不肯与张务云见面，把此事拖了下来。究竟是为什么，因赵希克逝世，刘怀冰也不清楚。解放后第一批镇反时，张务云和县党部书记长徐庆镛一起被枪决了。事隔多年，刘怀冰才知道张务云是马志的姑父。

       刘怀冰因与张务云两次见面，其身份已暴露。加之赵希克迟迟不与张务云会面，故刘怀冰提出要求进游击队去。经赵希克再三考虑后才同意，并派县委委员、县委组织部长喻秉坊护送刘怀冰到离城区约20公里的清水塘村。后来，大家换上少数民族服装上路，走到深夜才到达目的地。农民安排大家住在灶门前的草堆里，他们全家都没有被子盖，更没有床，身上长满了虱子。在山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刘怀冰倍加思念母亲的时候，常常止不住泪如雨下。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刘怀冰在妇女群众里还搞了一次姊妹会，与各地来参军的同志一起到了游击队——蒙（自）屏（边）护乡团。

       蒙屏护乡团的团部设在屏边县城内，团政委由孔永清担任。到达团里，刘怀冰碰见了担任该团第四大队教导员的刘永富和许多熟人。刘怀冰的工作任务是教游击队员唱歌、跳舞、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12月下旬，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逃窜云南周边国家，要路过屏边县城。接此情报后，蒙屏护乡团全团撤出屏边县城。游击队员连续在悬崖峭壁上行军三天三夜。每天，披荆斩棘已经成为游击队的家常便饭，有人腿摔伤、有人掉队住进了老百姓家……。刘怀冰却比男子汉钢强，自己背着背包，在黑夜里行军跌倒了又爬起来，鞋子掉了就赤着脚走。部队停下来吃饭，女工队要先去冲谷子，然后才有米煮，根本没有一点喘息之机。刘怀冰很好强，不愿意落后，在游击队中，凡事都争第一。同志们都赞扬她不但勇敢，且能吃苦耐劳！在游击队里虽然只有两个多月，但对刘怀冰来说，不仅磨励了意志，还留下了她一生中最深刻美好的回忆。

       三、风雨兼程

       1950年初，刘怀冰接受组织的安排，被派到离县城30公里左右的冷泉区工作。冷泉是一个贫困山区，土匪成堆，长年阴雨连绵，在成年男子中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当过土匪的人。初到时，首先是征粮剿匪。因1949年国民党已征过粮，故共产党来了又征一次，农民有抵触情绪，工作十分艰巨。大家深入到贫雇农家中，就被人家放出狗来咬人，刘怀冰曾被狗把腿咬得鲜血直流。在征粮中时政匪四起，许多区政府均被土匪占领过，干部惨遭杀害。在山区工作队也曾多次听到政匪的枪响，接到过政匪寄来的恐吓信。这对一个未满18岁的女孩子刘怀冰来说，丝毫没有畏惧感。

       1950年4月，各级人民政权开始建立。18岁的刘怀冰被任命为有万人、情况十分复杂、非常难治理的小镇新安街副街长，但因为区政府没有妇女干部，刘怀冰被留在区里搞妇女运动和共青团的工作，所以一直未到任。在剿匪和减退开始后，刘怀冰又被分配到离区政府更遥远的大山寨，一个人负责18个村子的工作，情况十分凶险。她过的是缺衣少食的生活，喝的是牛尿和水的混合液、睡的是牛厩的竹篱笆上，臭气熏天，还常常被牛粪溅在身上；天黑靠柴火堆照明，土匪的枪生不断；正在开农会时，豹子常常来游逛；各村都有麻疯病人，下雨天他们赤脚踏过的泥巴，又赤脚重踏他们的足迹。刘怀冰如此工作、生活了三年。她说，当时连臭着大粪也是香的，并且一直以苦为乐。

       刘怀冰1952年10月至1953年1月，在昆洛公路蒙自支队从事共青团工作；1953年2月至1958年7月，在个旧劳改支队工作，任工会主席；1958年7月至1960年5月，在云南省第二监狱工作，任管教干事；1960年5月至1972年12月，在小龙潭煤矿工作，任管教干事；1972年12月至1981年4月，在凤鸣煤矿工作，任管教干事；1981年4月至1987年10月，在云南省第二公安学校（现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工作，教务处干部；1987年10月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

       刘怀冰虽然因为刘玉文、刘永富被错处的问题，一直入不了党。但她一生都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经常与我说，我就做一个没有党组织的编外党员吧！她为人正派，对工作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1988年7月云南省司法厅授予她从事劳改工作30年证书、证章。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送到其子女手中。

       四、拥抱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玉文同志得到了平反昭雪。刘怀冰家终于熬过3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在刘怀冰身上，娴静从容的优雅气质，与更富有刚毅不屈的高贵品质凝聚在一起。她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先辈，是有着人间大爱的母亲。

       1948年，刘怀冰与喻秉坊相识，于1950年相爱订婚。其父刘玉文对这门亲事大为称心，请了许多县委领导和亲朋好友来他家赴宴庆贺。不久，喻秉坊调出蒙自。在分离三年后才又调到个旧劳改支队，于1953年与青梅竹马，志同道合的刘怀冰完婚。结婚后，他们生下一男三女孩子，家庭十分幸福。

       在1951年革命的暴风骤雨中，由于统战政策未能坚持，把一个本来支持过革命、曾与革命风雨同舟的爱国民主人士刘玉文同志，误为反革命被处决。因此，整个家族受到株连。 1958年6月，在反右斗争中，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为共产党和革命献身，没有发表任何右派言论的刘永富，却被以“反党”开除党籍和公职，回乡监督生产。上述的不白之冤，把整个刘氏家族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喻秉坊却能与妻子生死与共，同舟共济，从不与刘家划不清界线。“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喻秉坊作为小龙潭煤矿的一把手首当其冲，在一片打倒、火烧、绞死的叫声及被拳脚双加中，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刘怀冰无论身处低谷还是走向辉煌，对她的丈夫，不会有丝毫的改变。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这八个字是他们感情最真实的写照。虽然她和丈夫之间没有太多语言上的表白，但直到丈夫去世从没红过脸。刘怀冰爱自己的丈夫，爱他们的孩子，对所有的亲戚和朋友真诚相待，但是她心里唯独没有她自己。因此，她获得了亲戚和朋友的爱，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刘怀冰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她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孩子们来说，她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她除了培育好自己的4个孩子外，还以一个母亲的慈爱竭尽全力地帮助在“文革”中被夺去上学机会的侄男侄女及亲朋好友的孩子到她家补习初高中课程后参加高考。为了解决这些孩子的食宿和补习班（老师）问题，她从身心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孩子并没有辜负刘怀冰的期望，多年后大家都获得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大多数都成为单位的骨干，有的还成为专家。

       刘怀冰于2019年9月5日逝世，享年88岁。她离开我们虽然已经近6年了，但是我的思念依然无尽！